摺耳貓

　　本報記者陸靖
　　寫哪些人，當然有所選擇，首要的標準是令我震撼，寫出來能讓讀者扼腕深思。過於平淡無奇的，寫來乏味，讀來味同嚼蠟，我不想寫。我的選擇並不在於“失意”與否，而是當代讀者關註的焦點，正如克羅齊所說：“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。”我寫的是明史，讀者關註的是當代，必須找到一個切入點，使兩者之間發生共鳴。
　　上海讀本：您在《明代文人的命運》中選擇書寫的文人，是以什麼標準來甄選的？似乎您選擇的主要是官場最後的失意者？有哪些人物是您想到，最後沒有選擇的，為什麼？
　　樊樹志（以下簡稱樊）：本書各篇文章，是我閱讀明人文集、傳記、年譜的讀書筆記整理而成的。寫哪些人，當然有所選擇，首要的標準是令我震撼，寫出來能讓讀者扼腕深思。過於平淡無奇的，寫來乏味，讀來味同嚼蠟，我不想寫。為講故事而講故事，不是我的願望。至於你所說的“選擇的主要是官場最後的失意者”，也不盡然。在那種政治體制下，得意只是暫時的，失意是必然的。嚴嵩可謂春風得意，專擅朝政二十年，經受無數次彈劾，都巍然不倒。由於失寵於皇帝，黯然罷官而去。不久兒子被處死，家被抄，下場比那些“失意者”更慘。
　　再如，胡宗憲憑藉巴結嚴嵩及其親信趙文華，不斷向皇帝進獻祥瑞，而官運亨通，升任東南沿海四省總督。由於貪贓枉法，遭言官彈劾，被逮捕到北京。皇帝突然出爾反爾，下達聖旨說：胡宗憲並非嚴嵩一黨，所有官職都是朕親自提升的，今卻加罪，以後誰與我任事？無罪釋放，回家閑住。嘉靖四十四年，嚴嵩之子嚴世蕃及其黨與羅龍文被處死刑，查抄到胡宗憲寫給羅龍文的密信，竟然自己草擬聖旨，請羅龍文轉交嚴世蕃，作為內閣“票擬”發出。如此膽大妄為，觸怒龍顏，再次被捕入獄。胡宗憲自知難逃一死，在監獄中服毒自殺。這叫做咎由自取，罪有應得。這兩個人都沒有寫。我的選擇並不在於“失意”與否，而是當代讀者關註的焦點，正如克羅齊所說：“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。 ”我寫的是明史，讀者關註的是當代，必須找到一個切入點，使兩者之間發生共鳴。
　　這些文人悲慘下場的震撼力，不因時間流逝而消失
　　上海讀本：您在《明代文人的命運》中，對選擇書寫的文人大致分為五類：1）居功至偉的開國元勛，最後沒有逃過厄運； 2）進入官僚體制，甚至是當了高官的，因為言論獲罪； 3）未能進入官僚體制的落拓名人； 4）因為宣揚與當時主流價值觀不同的思想，而遭滅頂之災； 5）因為太過天真，而陷入派系紛爭中的。您覺得這是否概括了當時文人常見的悲劇道路？
　　樊：你概括得很好。我在寫作時，思考最多的主題就是一個：文人從政的悲劇。各人悲劇的表現形式並不一樣，根源卻是一個：專制獨裁的皇帝操生殺予奪之權。開國之初，立足未穩，只要皇帝認定是潛在的威脅（不管是否有事實根據），即使開國元勛也難逃一死，劉基、宋濂、李善長都是如此。
　　到了承平之世，文人本著儒家“治國平天下”的教訓，喜歡犯顏直諫，觸犯聖怒，結果以言賈禍，不免於一死，解縉是一個例子。
　　明中葉以後，隨著經濟的繁榮，社會發生迅猛變革，思想解放的潮流席卷而來。王陽明高唱“求諸心而不得，雖其言之出於孔子，亦不敢以為是也”，被朝廷譴責為“邪說”、“偽學”，即使平定寧王宸濠叛亂等豐功偉績，也不能使他免遭誹謗。李卓吾猛烈抨擊道學，大聲疾呼“千百年來無是非”，原因就在於：“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，故未嘗有是非”。被皇帝加上“敢倡亂道，惑世誣民”的罪名，嚴拿治罪，著作盡行燒毀，他本人慘死於獄中。明末遺民張岱為他立傳，感慨系之地說，他“發言似箭，下筆如刀”，“不死於人，死於口；不死於法，死於筆”。評論得入木三分：他並不“死於法”，因為他沒有犯法；是他的“口”與“筆”闖了禍。或者說，是他的思想得罪了當局，成了當局不能容忍的“思想犯”，成了專制政治特有的犧牲品。這些文人悲慘下場的震撼力，並不因時間流逝而消失。
　　上海讀本：很多文人在官場失意後，反而在文學藝術方面展現了巨大天賦，得以留名後世，比如唐寅。您書中提到的康海也是在官場受挫後，寫了雜劇《中山狼》。您對這個現象怎麼看？
　　樊：這和科舉考試的弊端密切相關。張岱《石匱書》寫“文苑列傳”，對科舉埋沒人才深惡痛絕，說：“二百八十二年以來，英雄豪傑埋沒於八股中，得售者什一，不得售者什九。此固場屋中之通病也……李卓吾曰：‘吾熟讀爛時文百餘首，進場時做一日謄錄生，便高中矣。 ’此雖戲言，委是實錄。 ”
　　明中葉“吳中四才子”：唐寅、祝允明、文徵明、徐禎卿，唐、祝二位都沒有中進士，不過是舉人而已，學問最好的文徵明甚至沒有中舉。一代怪才徐渭，連續參加八次鄉試（考舉人），次次落第，始終是山陰縣學的諸生 （俗稱秀才）。然而這些人在詩文書畫方面的造詣，當世無人能及。
　　萬斯同說，唐寅“文章風采映照江左，畫入神品”。他的傳世畫作，件件都是精品，例如巨幅山水畫 《溪山秀遠圖》、仕女畫名作《秋風紈扇圖》等。然而此公生前因為政治原因，而“受棄於時”，令人欷。祝允明頗有文才，書法尤佳，王世貞推崇他的書法明朝第一。他的行書《古詩十九首》、行草《離騷經》，有眾多名家題跋，贊不絕口。同鄉後輩陳仁錫稱贊他 “當是我朝第一流人”：“胸中具有天地，筆下自有山川，放誕縱逸，風雨四集”。他一生“橫放自喜”，晚年生活窘迫，六十七歲去世，差一點無錢殯殮。
　　康海則是另一種情況。正德元年，司禮監掌印太監劉瑾專擅朝政，戶部尚書韓文委托戶部郎中李夢陽起草彈劾劉瑾的奏疏。劉瑾把他逮入錦衣衛詔獄，準備伺機處死。康海是劉瑾的同鄉，又受劉瑾器重，出面營救，李夢陽得以大難不死。正德五年，劉瑾以“反逆"罪處死，康海被言官指責為 “瑾黨”，罷官回鄉，過著放浪形骸的日子。李夢陽不但不為他辯白，反加譏訕。康海有感而發，寫了《中山狼》雜劇，諷刺李夢陽。對於這兩人而言，都是悲劇。
　　張居正在禁止民間講學上，選擇與魏忠賢一樣
　　上海讀本：張居正禁止民間講學設書院，魏忠賢也禁止民間講學設書院。這兩個人物在歷史上評價非常不同，一個是有政治理想有政治手腕的名臣，另一個則是為人所不齒的閹黨。但他們在對待講學這件事上，卻選擇了同一種態度。您對此怎麼看？
　　樊：萬曆元年出任內閣首輔的張居正，雷厲風行地推行改革，涉及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文化、教育各個領域。在推行考成法、清丈田糧及推行一條鞭法等方面，取得了可觀的成效。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，頗有爭議。萬曆三年，他提出整頓教育的主張，為此制訂了十八條規章，其中第一條最為厲害，要求各級教育主管部門及學校，必須務實，躬行實踐，“不許別創書院，群聚徒黨”，不許“空談廢業”。抓住常州知府施觀民“私創書院，贓私狼籍”的把柄，下達政令，不僅把施觀民私創的書院搗毀，而且宣佈各地私創書院一律改為公廨。之後又宣佈取締、禁毀全國六十四家書院。宋代以來蔚為大觀的書院講學之風，就此戛然而止。
　　這種改革，顯然矯枉過正，過於操切。聯繫到他的政治理念，似乎可以理解。他主張“省議論”，就是少發議論，多乾實事。核心理念是兩句話，一句是“慮之貴詳，行之貴力”——考慮貴在周詳，行動貴在得力；另一句是“謀在於眾，斷在於獨”——謀劃要靠眾人，決斷必須獨裁。他認為“多指亂事，多言亂聽”，希望皇帝“掃無用之虛詞，求躬行之實效”。取締書院，目的就是“省議論”，防止“多指亂事，多言亂聽”。
　　張居正死後，書院陸續恢復，其中最著名的首推東林書院。它培養了一大批有學識有抱負的人才，相繼進入官場，成為天啟年間抨擊司禮監秉筆太監魏忠賢專擅朝政的有生力量，即所謂與“閹黨”對立的“東林黨”。魏忠賢為打擊異己勢力，搗毀東林書院，關閉全國所有的書院。張、魏的出發點有所不同。但也有相同之處，那就是動用政權力量干預文化教育，鉗制輿論。
　　上海讀本：崇禎皇帝在處理鄭鄤案件時，態度似乎異常激烈，僅因“杖母蒸妻”的不實指控，竟然就下了“臠割處死”的旨意。為什麼會如此偏激？
　　樊：崇禎皇帝在某些方面與開國皇帝朱元璋驚人相似，比如夙夜焦勞，憂勤惕厲；比如後宮和諧，不好女色。他刻意仿效唐太宗，希望成為英主，力輓狂瀾；但他剛愎自用，偏聽偏信，又與唐太宗相去甚遠。他下旨將鄭鄤千刀萬剮處死，就是偏聽偏信內閣首輔溫體仁的結果。
　　（下轉A2-11版）
　　（上接A2-10版）
　　士大夫的這種兩難選擇，是歷史事實。漢代就有這樣的諺語：“直如弦，死道邊；曲如鉤，反封侯。”反映了兩種處世哲學所帶來的不同後果：剛直不阿者往往死得很慘，趨炎附勢者卻飛黃騰達。
　　溫體仁此人，機深刻骨，專門與東林人士作對，是閹黨餘孽的一丘之貉，利用內閣首輔的權力，推行沒有魏忠賢的魏忠賢路線，從打擊錢謙益開始，繼而打擊錢龍錫、文震孟、鄭鄤，迫害東林人士不遺餘力。所以當時京城出現“崇禎皇帝遭瘟了”的民謠，這個“瘟”，借用“溫”的諧音，矛頭直指溫體仁。
　　崇禎皇帝確實“遭瘟了”，輕信溫體仁對鄭鄤“杖母”的誣陷，與他正在提倡“以孝悌風勵天下”格格不入，非要嚴辦不可。由於證據不足，有關部門始終沒有結案。直到崇禎十年溫體仁罷官而去，案件仍然懸而未決。負責查辦此案的錦衣衛負責人吳孟明，向皇帝報告審查結論：“事屬影響，言出謗忌”，處理意見是；輕則革職，重則流放。令人難以置信的是，皇帝做出的“聖裁”，竟然是“將鄭鄤臠割處死”。當時輿論認為，溫體仁雖然已經死去，他生前欲置鄭鄤於死地而後快的心愿，由皇帝代他實現了。這一案件，與當時的政治局勢（如農民起義、清軍南下）沒有關係。
　　朋黨之爭因何以地域為紐帶？
　　上海讀本：您在書中談到，萬曆年間，黨爭圍繞權與利的爭奪，趨於白熱化，出現了浙黨、昆黨、宣黨等等，而且清一色以地域為標識。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出現這樣大規模以地域為標識的黨爭現象嗎？是否和科舉中提拔同鄉，進而結成利益聯盟有關？
　　樊：你說得很對，不過這個問題相當複雜。黨爭或者說朋黨之爭，是萬曆朝政治的一大特色，起始於“閣部之爭”——即內閣與吏部、都察院圍繞著“京察”（考察京官）的權力爭奪。萬曆二十一年的“京察”，使得“閣部水火”漸漸露出水面。到了乙巳京察（萬曆三十三年考察京官）、辛亥京察（萬曆三十九年考察京官），人事權的爭奪趨於白熱化，形成了浙黨、昆黨、宣黨、齊黨、楚黨、秦黨等幫派。
　　官僚隊伍存在派系門戶本不足為奇，何以清一色以地域為紐帶？這裡面固然有你所說的 “提拔同鄉，進而結成利益聯盟”的因素，但也並不盡然。其中還夾雜著門生與座主的關係，不一定是同鄉關係。內閣首輔沈一貫是浙江人，以他為首的幫派就稱為浙黨；左春坊左諭德顧天埈是昆山人，以他為首的幫派就稱為昆黨，他們的追隨者不一定都是浙江人或昆山人。問題的複雜性在於，已經罷官下野的顧憲成創辦“東林書院”，被扣上了“東林黨”的帽子，捲進了黨爭，使得原先的黨爭異化成了 “東林黨”與“浙黨”的較量。明末松江名士夏允彞談到“門戶大略”時說：“自萬曆以前，未有黨名。及四明（沈一貫）為相，以才自許，不為人下。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、孫丕揚、鄒元標、趙南星之流，蹇諤自負，每相持······而（顧）憲成講學於東林，名流咸樂趨之。此東林、浙黨所自始也。 ”此話似是而非，“浙黨”是沈一貫為首的官僚幫派，“東林”不過是一個民間書院而已，兩者之間的對立，誇張多而事實少。有的學者統計，攻擊沈一貫“浙黨”的69名官員，其中“東林黨”有10名，“昆黨”有5名，“齊黨”有2名，另外還有不屬於任何“黨”的所謂“反東林派”12名。由此可見朋黨之爭的複雜性。
　　士大夫的兩難選擇
　　上海讀本：您如何定義中國古代“文人”這個概念？他們似乎是身份最高貴的老百姓，同時某一部分又形成一個權貴階層，和我們現代的“文人”概念很不一樣。
　　樊：中國古代的文人，又稱為“士”。西周時，“士”屬於貴族的最低階層。春秋戰國之際，“士”這個階層，既沒有了原先的“食田”，又沒有了原先的職守，成為傳授知識的教師，或主持宗教儀式的贊禮人。於是“士”逐漸成為文人的代稱。由於學而優則仕，文人的奮鬥目標是成為“治國平天下”的官僚，於是人們又稱他們為士大夫。清末廢除科舉制度以後，文人“治國平天下”的途徑斷絕，僅僅是“知識分子”而已（或者如餘英時先生那樣，不稱“知識分子”，稱“知識人”）。
　　上海讀本：您說中國的士大夫一直面臨兩難選擇：剛直不阿，定為當道所不容；曲學阿世，則為後世所不齒。這是否說明儒家的價值觀本身就非常矛盾？因為這讓我想到文人們都把隱居的陶淵明視為精神偶像，但同時又都懷揣著“治國平天下”的宏願前仆後繼進入官場。
　　樊：士大夫的這種兩難選擇，是歷史事實。漢代就有這樣的諺語：“直如弦，死道邊；曲如鉤，反封侯。 ”反映了兩種處世哲學所帶來的不同後果：剛直不阿者往往死得很慘，趨炎附勢者卻飛黃騰達。然而真正服膺儒家倫理的士大夫，把氣節看得高於一切，寧為玉碎不為瓦全，因此“直如弦，死道邊”的官僚代不乏人，成為歷史的一抹亮色。方孝孺就是一個最好的代表。燕王朱棣發動叛亂，篡奪帝位。方孝孺作為建文帝的舊臣，不肯屈服於“犯上作亂”的朱棣。朱棣把建文帝趕下臺，自己當皇帝，必須由知名人士起草“即位詔書”為之粉飾，建文朝第一筆桿子方孝孺是最佳人選。方孝孺不為威脅利誘所動，拿起筆寫了“燕賊篡位”四個大字，大罵道：死就死，詔書決不起草。朱棣惱羞成怒，開創了一個新紀錄，把“誅九族”擴大為“誅十族”。所謂“誅九族”的九族，是指父族四、母族三、妻族二；“誅十族”是在九族之外加上朋友門生一族。據記載，一共處死八百七十三人，充軍而死者一千餘人。朱棣死後，繼位的明仁宗為方孝孺平反昭雪，家鄉為他建立祠堂，世世祭祀。
　　至於你所說的隱居，一般人很難做到。我在寫宋濂時，引用尹守衡《明史竊》的話：“太史公（宋濂）恂恂乎德言君子也，受知高皇，千載無兩，而夔州之行不免，何哉？ ”給出的答案是：看不破功名之累，倘若元末明初始終隱居龍門山，以著書自娛，沒有日後的顯赫，當然也不會有流放至死的下場！顯然，尹守衡是用道家的價值觀來衡量宋濂的。然而有如此修養的人畢竟少之又少，因此悲劇不斷發生。
　　明代文人的地位
　　上海讀本：總體來看，您認為與其他朝代比起來，明代文人的地位如何？有種說法是，元朝的文人在被朝廷邊緣化之後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群無人管束的自由階層。因此有元一代書院林立，詩社迭起。而朱元璋對待文人的態度似乎是既要讓他們出山為朝廷服務，又要在規定的體制內規規矩矩。比如，明初朝廷曾連續下詔書徵召山林隱逸之士，同時又連連摧折儒士名流。還有人說，宋朝讀書人地位最高也最自由。也有人說，明朝的讀書人地位才是空前的高，中後期文官集團的話語權空前加強，幾乎架空了皇權。您對這些說法如何看？
　　樊：讀者對於這樣的比較感興趣，是很自然的。但是，話不能說得太絕對（比如 “最高”、“最自由”、“空前的高”云云），否則就會落入難於自圓其說的陷阱。
　　宋代以文官政治取代貴族政治，文人地位有所提高，而且規定不以言論罪懲處文人。但是不要忘了，當時畢竟是君主專制時代，讀書人豈能“最自由”？南宋時不斷出現用政權暴力禁錮一個學派一種學說的咄咄怪事，便是明證。紹興年間，依附秦檜的官僚攻擊程學、洛學（因為他們反對“議和”），誣衊這些學派是“專門曲學”，建議朝廷“力加禁絕”。此後，朱熹也未能幸免。朱熹提醒皇帝防止左右大臣竊權，引起專擅朝政的當權派的嫉恨，把朱熹的道學誣衊為“偽學”，炮製了一個子虛烏有的59人的“偽學逆黨”。繼而捏造 “罪狀”——霸占已故友人的家財，引誘兩個尼姑作自己的小妾，使謙謙君子朱熹名譽掃地。有的宵小之徒公然上書要求處死朱熹。“宋朝讀書人地位最高也最自由”的論斷，不攻自破。
　　蒙古貴族起於漠北，不重視科舉，滅金後，只舉行過一次科舉考試，此後廢除科舉近八十年，徹底斷絕了儒生的仕進之途。元代知識人地位可以說是“空前的”低落。當時的漢人分為十等：一官、二吏、三僧、四道、五醫、六工、七匠、八娼、九儒、十丐。歷來以天下為己任的儒生，排行第九，在娼妓之下、乞丐之上，是名副其實的 “臭老九”。把地位比娼妓還不如的儒生，看成是 “一群無人管束的自由階層”，不知從何說起？
　　至於說明朝文人地位 “空前的高”，“幾乎要架空皇權”云云，不知有何根據？本書所寫文人坎坷境遇，已經否定了這種說法，無須再展開論證。胡適說，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。倘能提出證據，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。
　　（原標題：在那種體制下，失意是必然的）